2025年9月18日，美智库特别竞争研究计划小组发布《抵消X：演进》报告，聚焦美国在大国对峙时代的军事战略重构，通过一系列分析未来战争可能场景、技术与战争的关系、战略选择对比，最终提出以“抵消战略”为核心的解决方案。报告提出通过发展传感器、A与自主系统三位一体的作战能力，实现信息、决策与杀伤优势，并推动机构改革、建立快速迭代和规模化生产能力，确保美及其盟友在未来战争中维持战略主动权。
一是关键及新兴技术投资不足。国防部对初创与商业技术投入极低，初创企业在国防采购中的占比长期低于1%，大量资源仍流向有人战斗机、航母等传统平台和大型主承包商，没办法形成以商业创新为主的生态；即便对无人机等新兴技术有资金支持，超过80%的经费用于研发，采购资金严重不足，初创企业难以获得机会。
二是对颠覆性技术的快速实验与迭代能力不够。缺乏快速实验与迭代机制，前线反馈难以及时传回并转化为改进，导致装备更新周期长，远滞后于战场需求；对比乌克兰经验，乌军能实现每日/每周迭代并在24-72小时内交付改进装备，美军流程繁琐且交付速度不足。
三是未能采用制胜的作战概念。缺乏专责机构和集中问责，联合参谋部无预算采购权，作战司令部与各军种之间权责分散，难以制度化并落实跨域联合作战新概念。
四是应对对手行动迟缓。将网络攻击、电子干扰、信息渗透与常规施压当作孤立事件处理，预警多而无触发机制，缺乏将其视为协同对峙行动的整体性应对。
五是盟友与伙伴的关键能力不够。盟友在关键新兴军事能力上的投资不足，仍依赖传统武器与缓慢人在回路的瞄准流程，缺乏实时情报处理与通信降级下的协同能力，导致联盟在高节奏、多域冲突初期难以协同作战。
本章立足全球战略背景，剖析技术发展、大国竞争与战争形态演变的内在关联，指出美军现存缺陷并非孤立存在，而是受美国地理政治学地位、军事力量认知及战争本质变化共同影响。
依据S曲线发展规律，技术被划分为三类（如下图所示），一是新兴技术，处于发展初期，潜力大但无实际作战价值，如实验性量子传感器、早期核聚变能源；二是发展中技术，处于S曲线陡峭阶段，已脱离实验室且迭代迅速，短时间内可实现重大升级，旧版本易快速过时；三是成熟技术，处于S曲线顶端，性能成熟可靠，如第四代战斗机、主战坦克，但进一步改善难度大、成本高，升级收益递减。
美军当前仍倾向优先投资成熟技术，原因包括采购风险低、成熟技术与现有计划适配、性能可靠，且大规模采用新技术需投入大量资源开发条令与培训体系。但这种模式导致国防预算“零和博弈”，成熟技术增量改进成本高、周期长，挤压进化技术投资，最终造成美军技术迭代滞后于对手。
报告通过俄乌冲突、加沙冲突、胡塞武装等三大案例，提炼出现代战争的四大核心特征：
一是无人系统正成为各战场核心战术工具。俄乌冲突中，双方大量消耗无人机执行侦察、打击等任务，乌克兰通过无人艇改变黑海力量平衡；在加沙，以色列利用无人机进行持续监视与精确打击，哈马斯也用商用无人机支援进攻；胡塞武装通过无人机进行非对称作战，打击沙特与美军舰艇。
三是智能传感与ISR技术提升战场透明度。现代战场隐蔽性被严重削弱，商用设备与专用军事传感系统共同构建起密集传感网络，战场数据可被广泛采集与利用。在乌克兰，电子信号几分钟内可被探测并定位，乌军还通过“德尔塔”系统融合多源数据，实现实时战场感知；以色列结合人力情报与技术方法快速打击目标，哈马斯与胡塞也用无人机实现侦察，传统“战争迷雾”被打破，部队移动与部署风险显著提升。
四是数量和规模效应仍至关重要。虽然武器精度提升，数量优势和工业产能仍是关键。在乌克兰，进攻方需隐蔽兵力集结并压制敌方传感器；哈马斯用3000多枚火箭弹饱和攻击“铁穹”；胡塞通过低成本无人机/导弹对抗美军高价拦截弹，凸显成本交换比优势。能否快速扩大装备生产、保障后勤补给，影响军队在长期冲突中的持续作战能力。
冲突包括竞争、对峙、危机和武装冲突四个阶段，非仅和平与战争两极。竞争为规则内的争夺，风险低；对峙超越规则，涉及胁迫与升级威胁；危机阶段需决定是不是战争，妥协可避免冲突；武装冲突阶段则直接武装对抗，可能向战争升级。目前，美国已进入对峙阶段，面临冲突升级的风险。
当前，美国的传统安全政策面临挑战，冷战后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逐渐褪色。首先，传统的“超级大国”战略已不再适用，因对手通过经济和军事发展逐步逼近，并通过非对称手段削弱美国的优势；其次，美国尝试通过“压倒性优势”战略加强军力，但这种方法在面对技术和战术持续不断的发展的对手时效果有限；再者，“孤立主义/克制”战略虽能缓解资源压力，但可能会引起威慑力减弱，安全威胁扩散和地区权力真空。相较之下，“抵消”战略被认为是最为可行的选择。
“抵消”战略旨在通过技术创新形成差异化优势，针对对手弱点或削弱其数量优势，而非进入对称军备竞赛。冷战时美国先以核威慑抵消苏联常规力量，后又靠侦察、隐身与精确制导建立新优势。演进版“抵消X战略”（Offset‑X Evolved）主张在印太地区不与对手比拼舰艇或弹药数量，而是投资能瓦解对方反介入/区域拒止体系与信息优势的能力，并借助美私营部门与盟友资源提高可持续性，避免过度消耗、保持战略主动。
以传感器、人工智能、自主系统为核心支柱，打造适配现代战争的联合作战体系：
信息优势方面，部署跨陆、海、空、天、网、电磁频谱的海量传感器，构建“联合全域指挥控制”体系，形成任意传感器到任意射手的杀伤网，使其具备分布式、自修复特征，确保受攻击后仍能提供有效信息。
决策优势方面，用AI压缩OODA循环，开发AI辅助决策工具快速分析战场数据、推荐最优战术，同时下放决策权限，允许前线部队依托预设指令自主行动，实现机器速度决策；
杀伤力优势方面，大规模部署低成本自主装备（无人机、无人舰艇等），通过模块化生产快速扩产，利用数量优势与智能协同形成集群打击能力，既降低人员受伤或死亡，又通过低成本消耗高价装备扭转成本交换比劣势。
此外，美军还需在印太地区构建动态威慑能力。物理域层面，部署大量低成本智能自主装备（水下无人潜航器、空中无人机群等），实现对关键海域、空域的持续存在，可按需快速增兵，既保障海上通道安全，又通过多方向部署制造对手战术困境；数字域层面，打破被动防御思维，主动运用网络、信息战手段。
美军自1990年代起形成“储备思维”主导的采购模式，即追求装备长期服役、侧重维护现有库存，已无法适配当前技术快速迭代与战时高消耗的现实，需全面转向生产思维，优先关注快速生产能力、低成本制造、扩产弹性等能力。
明确要求各军种将至少20%的采购预算投向“发展中技术”，而非继续过度投入成熟技术；这一举措既能助力技术突破从实验室研发走向实战部署的“死亡谷”，又能向私营部门释放 “稳定需求信号”，吸引风险投资、科技公司参与国防创新，避免优质技术因缺乏采购支持而流失。
美国的盟友和伙伴需大幅度的增加对传感器、AI和自自主系统的投资，并确保这些技术能与美军互操作。单纯增加开支不足以应对挑战，盟友应专注于在数据收集、AI训练和共享数据中心等方面的协作，提升技术水平和速度。通过加强AI能力建设，盟友能加速模型训练、提高互操作性，最终成为联盟战略优势的重要贡献者，而非仅依赖进口技术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
